我的科学家父亲：以身许国的”两弹一星”英雄们
那些不为人知的父亲身影
北京第九研究所的展柜里，静静地陈列着几件看似普通的物品：一副老花镜、一个褪色的笔记本、一支磨损的钢笔。谁能想到，这些物品的主人曾经参与过中国最辉煌的科学壮举？我的科学家父亲们，正是那些”干惊天动地事，做隐姓埋名人”的英雄。
朱明远、王遵明、于辛三位子女的回忆，为我们勾勒出科学家父亲们鲜为人知的一面。他们记得的不是聚光灯下的荣耀时刻，而是父亲深夜伏案的身影、难得陪伴的珍贵时光。朱光亚34岁就挑起核武器研制重担，王淦昌为保密改名”王京”十七年，于敏放弃擅长领域转向氢弹研究——这些选择背后，是”以身许国”的坚定誓言。
解密父亲的”神秘职业”
“爸爸到底是做什么的？”这个难题困扰着所有核武器研制者的子女。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后，10岁的朱明远从《人民日报》号外得知消息，却不知道这与父亲有关；氢弹爆炸时，孩子们通过”谁家爸爸不在北京”的游戏，才拼凑出父亲职业的真相。
于辛回忆道：”小时候觉得父亲很少带我出去玩，但我非常喜欢听他讲故事。”颐和园长廊上，于敏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地讲给儿子听，这些零星的亲子时光成为最温暖的记忆。科学家父亲们把青春献给了民族，留给家人的时刻少得可怜，但他们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父爱——用民族强大保障子女未来的安全与快乐。
永不退休的科学人生
“科学家没有退休，他脑子不会休息的。”王遵明这样描述年过七旬仍奋战在科研一线的父亲。王淦昌躺着休息时突然想到新点子，立刻让人打电话通知同事；朱光亚70岁还参与组建中国工程院；于敏直到晚年仍在思索科研难题。这些科学家父亲用一生践行着”生活不息，奋斗不止”的信念。
1999年”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颁发时，这些隐姓埋名几十年的名字才被国人知晓。但获奖者们却说：”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。”我的科学家父亲们从不认为自己是”之父”，他们始终强调团队的力量，甘做无名英雄中的一员。
传承不息的灵魂火炬
如今，朱明远每年都会去马兰基地看望长眠在那里的父亲，告诉他：”我们没有让你失望”；于辛手举父亲遗像参加国庆庆典时，感受到的是责任而非荣耀；王遵明则希望父亲爱国奉献的灵魂能代代相传。
我的科学家父亲们留给我们的，不仅是蘑菇云升起的民族自豪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——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需要，用毕生执着追求科学真理。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：真正的辉煌不在于被几许人记住，而在于为几许人创新了更美好的未来。这，或许就是最好的父爱表达。
